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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维的博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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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55生于成都,1982年获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93年、1998年在西南财经大学分别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1985年至2001年,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任教。2001年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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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还是调控  

2015-08-27 18:37:56|  分类: 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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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把最近写的一些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文章做个简要的概括。下周,也许写点我自己认为更有意思的东西。

深化改革,过去多年似乎都在讲。但我感受到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深化改革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本届政府以减少审批为契机,开放市场,万众创业,减政放权,努力实现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退出,让市场机制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正是对改革成果的预期,从去年八月,在经济增长乏力,货币供给稳定的条件下,股市逆经济走向突然爆发,并逐渐形成“牛市”。然而,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继续下调。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似乎也不能令人乐观。打开网上新闻,特别是财经新闻,看到的都是企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工人失业。为什么经济增长下滑,虽未明说,但隐含的原因似乎包括了强力反腐带来的消费需求下降、政府官员消极怠工,中央政府未能采取积极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由此,希望政府以“看得见的手”调结构,压产能,刺激出口、扩大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决策层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似乎还在转化为放弃改革,降低反腐力度的政治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表达:

1. 一个国家当前的生产能力,或总供给,是过去积累的劳动、资本和技术,以及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资源配置方式所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改变未来生产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当前生产能力。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只能在既定总供给前提下,通过调节总需求,实现实际GDP与潜在GDP的均衡,并以达到最大化生产能力为限。

2. 由于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今年劳动力绝对量大约会减少150200万,而只要是经济在增长,即使增长速度必慢,也会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普遍的“招工难”,“用工难”,意味着虽然存在结构性、摩擦性失业,但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宏观意义上的普遍失业,已经实现了劳动约束下的最大化产出,或潜在GDP。因此,受劳动约束,虽然还有大量没有得到利用的资本,但这些闲置的资本没有市场价值,因而并不是真正的“产能过剩”。扩张性政策并不能增加实际产出,也无助于增加这些过剩资本的利用,反而还很可能引发工资成本的普遍上涨,进而抑制有助于优化资本存量的投资,甚至推动物价水平上涨。

3. 几十年改革优化了计划经济时代极度扭曲的资源配置。但随着资源配置逐渐优化,帕累托改善空间,或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的空间逐渐减缩少,从而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扩张速度必然放缓。所以,即使已经实现了劳动约束下的最大化产出,实际GDP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与宏观经济政策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增速放慢是资源配置优化后的正常现象,不可能通过宏观调控改变。

4.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过去政府“宏观调控”及微观干预市场的恶果。过剩的产能为什么会长期存在,是因为过去拉动内需,刺激投资的宏观政策推动的盲目投资,形成当前大量低效率(或成本太高,或产出没有需求)的资本存量。也是因为地方政府补贴、优惠等保护政策,低效率的、产品赔钱的产能不能通过市场自动淘汰。

产业结构调整本质上是资源重新配置问题。调整可以有两种思路:一如很多人所主张,根据政府的判断,选择需要鼓励、扶持的企业及行业,给以优惠、补贴;同时,以行政手段,强行抑制、关闭产能过剩、技术落后的企业。如果政府都能进行这种判断,选择,都能有效配置资源,几十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意义何在?这种方法只会抑制市场发育和完善,很可能进一步恶化产业结构。另一种是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原则,以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退出,让市场发育、完善,让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在阵痛中自动淘汰过剩的产能,实现结构的优化,或习总讲的“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哪种方法,都不可能改变当期产出或GDP。通过改革,让市场自发优化产业结构需要一个过程。用政府行政手段扶持新兴产业,压缩产能,同样也不可能增加当期潜在GDP和实际GDP

5. 股市自发走向“牛市”,表明了公众对改革的信心。但在缺乏相应控制手段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政府需要以“牛市”进一步提振公众信心,支持改革。所以放纵了以“改革”,“创新”名义出现,但违规的股市融资、配资行为,并带来了股市“疯牛”。为避免“疯牛”很可能带来的急剧暴跌引发股灾,进而因银行坏帐危及金融安全,以证监会查伞型融资为契机,引发了“做空”导致的股灾。为了金融安全,也为了保持对改革的信心,可能也是为了推进金融改革,政府不得已强力出手救市。但这个行为也来了很多后遗症。

     综上,经济增长放缓,与决策层的经济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与不干预市场,不主动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无关,也与建立清廉政府的反腐无关。如果不改革现行资源配置方式,反腐力度相应弱化的条件下,很可能在刺激总需求的名义下,带来新一轮(盲目)投资热,并在这个过程中让腐败官员中饱私囊,且进一步恶化未来的资本存量结构,带来更大的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进而,在“调结构、压产能”的名义下,让政府重新主导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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