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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维的博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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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55生于成都,1982年获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93年、1998年在西南财经大学分别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1985年至2001年,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任教。2001年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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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新常态  

2015-08-07 21:26:58|  分类: 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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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放缓。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增长趋势?增速会不断地逐渐降低,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重新实现8%以上的年增长率,或至少在相当长时期维持现有增长率。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是什么带来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资源配置极度扭曲。一方面,产品生产与需求脱节。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由于“重积累,轻消费”政策得不到满足。即使质次价高的商品,也要通过配额、排队、抓阄、“走后门”甚至黑市才能获得。另一方面,大量资源或生产要素不是按市场原则,分配在能高效使用、从而能支付更高价格的行业和企业,而是基于相关计划者的主观判断,被大量分配给低效率使用者。人们可以看到的城市中心的工厂对土地的低效利用,“三线建设”对交通、运输资源的浪费。大量劳动力被限制在低劳动/资本比的农村,从事劳动生产率极低、甚至边际产出为零的农业生产劳动。潜在企业家从事着低效率的普通劳动,有科研潜质的人才被高等教育所排斥,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大量从事着非专业性的工作。复转军人、非专业人员承担着技术、经济及社会管理工作。还有大量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煤炭、钢铁、原材料及其他生产要素,大量被效率更低而非高效率使用。而“闭关锁国”政策,使我们不得“自力更生”,低效率地生产没有任何比较优势,但社会必需的产品。

然而,正是这种资源配置的极度扭曲,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重新配置资源,校正原有的错误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改革开放,我们逐渐放松了对整个经济及社会的计划管理。农村中土地承包经营制推行,城镇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构造了市场所必须的排他性产权关系。放开从普通消费品到农产品,从原材料到矿产品、直到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放松和放弃对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购销管制,生产计划。市场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育,价格机制替代计划管理逐渐调节着资源配置。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开始在市场需求引导下配置资源,满足着消费者多样化需要,淘汰社会不需要的产品。通过竞争性要素市场,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矿产品从低效率使用者手中,转移到有更高使用效率,从而出价更高的行业和企业。城市土地转向更有价值的商业、住宅开发。亿万农民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转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商活动。企业家和管理人才着手企业及社会管理。专业人才进入其专长的职业及岗位,带来了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而对外开放政策,使我们能以我们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

逐渐形成的市场机制,不断优化着曾经极度扭曲的资源配置,经济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这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源泉。中国的高速增长,得自于地地道道的“改革红利”。

改革前资源配置越是扭曲,经济效率越是低下,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所能增进的效率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然而,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居民所需要的产品已经被生产出来,地市土地已经用于住宅、商业,其他要素也被配置在了能够带来更高产出的地方,农村劳动力已经在有更高生产率的城镇就业。在这种条件下,通过改善资源配置能够带来的增长空间会日益缩小,由此所增加的产出,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逐渐放慢。想象一下足球比赛阵型,假如433是最优阵型,那么当原有的阵型不是433,通过调整使之达到433,球队肯定能够踢出更好水平。过去的阵形越是远离最优433这个阵型,如23553255等,通过调整阵型所能提高的比赛成绩就会越高。但阵型越是接近最优阵型,如424334等,调整阵型所能增进的效率会越少。当阵型调整到433这个最优阵型时,无论怎样调整阵型,都只会降低而不是提高比赛水平。这时,如要有更好的比赛成绩,只能依赖球员自身水平的提高。同理,当一个社会资源配置完全优化,或趋于经济学家所说的“帕累托最优”时,不再可能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增长。这时,中国经济将真正跻身发达国家之列,进入索洛模型所描述的状态,除非技术进步、劳动力增加,经济将只能缓慢增长。这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都经历过的从高速到中高速,再到资源优化配置条件下的缓慢增长过程。下图的直线是由GDP增长率拟合的线性趋势线。 

 

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新常态 - 杨晓维 - 杨晓维的博客

 

 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新常态 - 杨晓维 - 杨晓维的博客

 

认识到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是过去高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而近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资源配置逐渐优化的必然结果,对于我们如何面对经济增长放缓,调整未来发展目标,制定相关政策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变化、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是一个自然和缓慢过程,并非一个政策就能即时见效。宏观经济政策只是通过对短期需求的调节,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生产能力)的均衡,并不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这些问题我会专门撰文说明)。因而,着眼于这些方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改变经济增长放缓的长期趋势。而且,如果过份纠结于增长速度,很可能“欲速则不达”。剌激出口和投资,在不能有效地保证投资效率,或资源增量配置改善的条件下,还会进一步恶化现有产业结构,加剧产能过剩,资贷危机后的剌激政策就是前车之鉴。

几十年的改革,市场经济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从而相对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已得到很大优化。但是,政府运用其拥有的巨大资源,加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通过直接的政府投资、垄断生产,以及审批、特许、补贴、优惠等方式,特别是各类产业政策、价格(如利率)管制政策等,广泛干预市场运行。所有这些,都限制了资源配置在市场中优化。这意味着我们与资源配置完全优化还有相当距离,从而也也为我们进一步改善资源配置,增进经济效率,从而在一段时期维持较高速增长的空间。

为此,按中央说法,需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改善资源配置,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放松各类市场管制,减少各类审批,放开资源价格,放开行业准入,让资源在价格引导下自由流动,在市场中优化产业及经济结构。大家都可以看到,本届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没有政府保护的条件下,一些低效率、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会在市场中被淘汰,而新兴的高技术、低消耗,适应市场需求的产业则会发展起来,在价格机制的调节中自动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产品的升级。

其次,培育更为竞争性金融市场。利率的市场化、培育直接融资市场,鼓励金融创新,特别是互联网等多种方式,构造多样化、可近乎连续替代的金融产品及衍生品系列,在优化资金资源配置的同时,还有助于降低金融市场波动,有利于市场宏观微调。

最后,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从而进一步优化劳动、土地资源配置。农民稳定在城镇,承包地向大户及专业化经营者集中,在宅基地流转中为城镇发展提供更多土地。


本文基本内容原载2015年5月6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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